红色记忆：下洼村与新四军的抗战岁月
七里湖周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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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洼村（今女山湖镇光明村下洼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位于旧县（女山湖镇）东南，七里湖西岸边，渡过湖就是东乡的官山，当时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就设在涧溪镇东的大许郢（现属江苏省盱胎县）。下洼村是新四军五支队首长、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赴皖北和皖北军政领导去半塔（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路途中的最佳休整地，也是七里湖两岸中共情报工作的中转点。当时村二十几户人家，大部分都是桑姓，都是地地道道的朴实农民，村民们耿直纯朴，疾恶如仇。说起下洼村能够成为新四军的情报中转站，就不得不提到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我的曾祖父桑盛海（字朝宗），一个是爱国进步人士汤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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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桑盛海（1893-1959），一生勤劳正直，年轻时候认识不少大郢桑家有势力的人物，包括桑大郢的乡长、族长桑炳恒、桑国权等人。民国三四十年代我的曾祖父被任命为保长，加上我曾祖父的母亲姓吕，是当时旧县区长吕介甫的家下姑姑，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地方上的实力人物，下洼村是一个相对独立和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曾祖父本性耿直，从不仗势欺人，在任期间，但行善事，不问派别。胡坦、吴迪、周义甲、张百鄂、何于庆和汪道涵、戴夕可等等共产党人士，都曾经在我们家避过难，曾祖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帮助他们逃出追捕，把他们安全地送到七里湖对岸的新四军驻地。旧县的爱国进步人士汤策安，更是在我们家呆了十年之久，曾祖父帮他开设学校，并以教馆为掩护，为新四军五支队、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搜集、传递情报，帮助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开展各项活动，营救和护送地下工作者。
下洼小学旧址
汤策安（1904-1998），旧县人，1928年秋，汤策安和杨静廷、龚晴川、王佩璋、汤九鼎、翁治平等旧县镇上几名进步士绅和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共同筹划创办了旧县小学。校址设在旧县镇东隅街后，条件很差，但她是旧县镇上第一所新型的进步学校，培育出一大批进步青年，为党和国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人才，如胡坦（安徽省副省长）、何于庆（淮南军区团级组织科长，1946年5月，在战斗中牺性）、吴迪（即吴克汝，离休前任江西省财经小组组长）、周健（周义甲，离休前任安徽省建委处长）、吕锦业（离休前任辽宁省锦州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吕剑、胡本秀（女）、卫正华（女）等。1939年初，抗日民主政府汪道涵和丁明志等人来到旧县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翻身求解放。当天晚上汤策安手提灯笼，率领学生和进步青年，上街游行，一路高歌，一路口号，小镇上顿时出现了热情洋溢的场面。
下洼小学和南头炮楼旧址
不久，日本鬼子要到旧县扫荡，老百姓四处逃难。在鬼子未到旧县前，给土匪钻了空，许多家庭受害，汤策安家中衣物、粮食等被抢劫一空。鬼子派重兵开进石坝、津里、旧县、王岗等地，建立了日伪政府。旧县镇后来也成立了以吕介甫为镇长、区长的伪政府，严密控制和封锁这些地区，一时间，旧县上空被乌云笼罩着。汪道涵为保护爱国知识分子，兼于当时斗争形势复杂，环境恶劣，他劝汤策安找个较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汤策安是个执着的人，对那些卖国贼、走狗、汉奸恨之入骨，他不愿离开学校、不愿离开他的学生。汪道涵告诉他，暂时避开是为保护自己、保存力量，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办学校，继续培养爱国青年，同时还可把学校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联络点。
其实，当时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汤策安家庭十分困难，连吃饭都成问题；另一方面吕介甫知道汤策安在女山湖镇从事革命活动，准备密谋杀害他的全家。汤策安得知这个消息，连夜携家带口逃离旧县，先到桑大郢，后到瓦庄，均无立足之处。1939年底，汤策安被我的曾祖父安排到我们家教书，在我们下洼村安家落户。汤策安初来我们家教书的时候是扁担挑着挑来的，可以说除了书，是一贫如洗。我曾祖父屯出来三间房屋，供他办学使用，全力支持他办学。汤策安和我曾祖父开办的下洼小学就此创立了，附近村庄十里八乡的都来上学，也很多学生是从旧县镇跟过来的，辉煌的时候达到一期60余人的规模的。小山村突然增加了几十名青年学生，早早晚晚嬉闹声，白天整齐的读书声、唱歌声、喊操声，使小山村顿增几分生机。许多从没听过读书声的老人，常常在学堂对面的稻场上席地而，抽着旱烟，微眯着眼睛晒着太阳，聚精会神地听着或高或低的读书声，脸上不时地闪着微笑。我祖父、我父亲、我大伯、二伯，还有后来的公社书记王祥，村干部牛泽平、唐明礼等许多人当时都师从于汤策安门下。
汤策安教学所用的课本，开始全是他从古今精本中挑选出的名篇合订而成，其中包括做人篇、处事篇、历史篇、现代篇。有鲁迅、邹韬奋、巴金、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闻一多、茅盾等人的散文和小说，有从《古文观止》中选择的一些精良文章。1941年春，汪道涵在东乡组织召开了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大会，会后抗日民主政府编印了统一的新教材。一日，汪道涵派人给汤策安送来了一批，其中还有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编的小放牛调歌词，歌词是："我们的学校在牛背上，鞭儿响，笑声扬，我读书，你教唱，深山密林好地方，哪怕鬼子来'扫荡'，长大拿枪上战场，杀鬼子，杀汉奸，捍卫国家，保卫家乡。"第二天，下洼学生人人会唱，就连小放牛娃和老人都会哼上几句。
1940年元旦，汤策安在下洼教书期间作诗一首，“国乱家倾莫断肠，脱开地狱到天堂。我今睁起朦胧眼，奔向东方红太阳”；中秋节对月有感，赋诗一首“去岁今宵月色妍，今宵明月更婵娟。嫦娥那管兴亡事，每到今宵一样圆”。看着放牛娃每天赶着牛，悠哉悠哉，汤老又是感慨“牧童信口唱悠悠，半入湖风半入愁。竖子哪知国耻恨，寇来不抗祸临头”。汤老身在下洼，心系国家，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3、
下洼村为什么会成为当时新四军的情报中转站，其实是因为这里有这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一是这里的地理位置优越。下洼村比起旧县镇相对的安宁些，虽然地势比较偏僻，但是东临七里湖，过了河对岸就是官山、涧溪、自来桥，是新四军的活动中心和根据地。下洼村庄南通津里，北往旧县，西向大郢，交通既很方便，又能偏安一隅，属于可进可退可藏可守的战略要地。解放前，下洼村庄前后都建有护村河（也就是水围沟，连通的池塘。下洼人都称前面为大池子，称后面为后围沟），就像护城河一样，守护着村庄的安全。下洼前面的水围沟是常年有水，有一人多深，宽度很宽，里面是可以划船，可以游泳的。下洼后面的水围沟，虽然也有一人深，宽度也宽，但是由于地势高一点，不盛水，常年没有水。挨着水沟里面就是一人多高的围墙，村子前后水沿边都有很高的围墙，即使土匪或者野兽游过水围，再翻越高墙也不是那么容易得事。 围墙和围墙之间还有两个寨门，晚上都是锁上的。为提前和及早发现土匪的入侵，村庄里面还修有三座土炮楼，解放前，整个下洼村庄都还是被水围沟和围墙包围着，里面布满了茂密的树林，村子南头还种了许多荆棘狗橘子，那种带刺的东西，长的密密麻麻，外面人很难入侵进来。老远看只能看到一片森林，黑洞洞的，看不到村庄立里面的任何动静。当时流传一句话说“纸糊的南牛郢，铁打的豆庄，经（经得起）打的下洼”，说明我们下洼村防比较牢固，是新四军和地下工作来往的首选之地。
二是整个村庄的人员成分单一。下洼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基本都是桑姓居民，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啥汉奸卖国贼，没有土匪啥的，都是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子，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一亩二分地，不用担心有人去举报去告官，所以新四军和地下党在这里的活动是比较安全的。
三是我的曾祖父是当时国民党治下的保长，财大气粗，有权力有威望有关系有靠山，还有七八个扛枪的守卫，所以很少有日伪军、顽军、土匪，或敢前来或路过进行骚扰。下洼村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一般人不敢进村搜查或者抓人。
从此，汤策安在下洼教书育人的同时，以教馆为掩护，为新四军和嘉山县民主抗日政府收集、传递情报，和我的曾祖父一道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开展各项工作，营救和护送许多革命同志。时任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的秘书、宣传科长的何于庆，在路过七里湖时曾先后两次到下洼村看恩师汤策安，两人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分析抗战形势。何于庆向恩师宣传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政策、策略、方针，并送了一些书刊，使汤策安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更加坚定。汤策安将日伪军的情况简要告诉何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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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郢乡伪乡长桑国权曾于1940年春，当着新四军十团政委赵启民，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的面表态，保留一支武装是只是为了保家护村，防土匪，决不做与新四军，与人民为敌的坏事。日本人占领石坝、津里、旧县以后，桑戴区天昏地暗，土匪、反动帮会也开始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桑国权对抗日政府能存在多久产生了怀疑，他不敢得罪徐进贤，接受了委任，并听命于徐进贤，有时也干了些对新四军、对人民不利的坏事。桑国权的行为被反映到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汪道涵十分生气，他让张百锷（苏巷人，时任嘉山县民兵副总队长。建国后，曾任江淮军分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农业厅处长）给桑国权写封信，晓以大义，告以政策，让他弃暗投明，让其不要再与新四军为敌、与人民为敌，并在暗中把桑家渡口变新四军往返湖南湖北的红色通道。张百锷把信写好后派汤的学生黄立中悄悄送给汤策安，转交桑国权。次日，汤即把该信亲自送给桑国权，桑见信后态度比较老实，表示一切照办。嗣后果然见诸行动，张部游击队以及盱凤嘉工作人员，南来北去，经过桑家渡口，都是平安无阻。
1942年，汤策安的两个学生吴迪、周健，一个任中共苏巷区委书记，一个任津里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下洼村成了武工队、地下党活动最频繁的村，汤策安也成了地下工作者的知心朋友了，我的曾祖父和祖父则全力帮助他们安全转移。
1943年春，胡坦（时任嘉山办事处副主任），从洪泽湖到东南去开会，途经旧县镇，被伪区政府李忠堂发现，李即带人追捕。胡坦绕道朱山郢，一时甩掉追兵后，立即跑到下洼。我的曾祖父安排人将胡坦送到七里湖边，由大李庄李国宾（我曾祖父最要好的朋友）安排渡船护送胡坦赶到新四军十团一部的驻地。胡坦是汤策安的学生，李国宾也是汤策安的学生。胡坦有一次在我们家逃避追捕，整整在庄稼地里躲了半个月，趁一个天黑的夜晚，曾祖父派两个人划船，把胡坦安全送过河。解放后，胡坦还回来寻找李国宾的消息，得知已经在1960年的饥荒中饿死，甚是惋惜。胡坦对我们下洼村和我们家也特别照顾，帮助把桑余家的冤案平反过来，帮助我们家重新收回柿树园，并办理了林权证书。
1943年夏末，汪道涵夫人戴锡可在湖对面的甫子岗生孩子，由于产妇体质弱，当时条件又差，孩子生下后七天就夭折了，又遇日伪军"扫荡"，为给戴锡可安排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养病，又是带信汤策安，前往大郢找桑国权。桑国权一听说是汪道涵的夫人、县妇抗会主任、戴巷村戴家二小姐，哪敢怠慢，为封锁消息，桑国权悄悄把戴锡可安排在自家里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让老婆端吃端喝的服侍20多天。
四十年代初，当时的旧县区长吕介甫带着十几个人追击我地下党人员徐某，从豆庄一路追过来，枪声大作，徐某拼命的奔跑。曾祖父立马叫家丁上炮楼，举起枪朝天放空枪，强调不要打到人。其实是故意放他一马，因为不开枪，可能上面会怪罪下来。吕介甫带人赶到，知道是曾祖父故意放走的，上来就打了曾祖父两巴掌。碍于亲戚关系，也没拿曾祖父怎么样。徐某被曾祖父放跑后，径直跑到朱山郢和冯巷岔路，然后把衣服脱下来，扔到一条岔路上，自己从另一条岔路跑掉了。后来，徐某还买了许多东西来感谢曾祖父，并认曾祖父做干爷（义父）。
四十年代，新四军在嘉山县一带还立足未稳，时来时走（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拉大锯时期”）。有一天，新四军首长周健（也就是周义甲，旧县人，周健的家属跟我曾祖父是姑生舅养的表亲，离休前任安徽省建委处长）带领十几个新四军到达我们家，进行战略转移和军事修整。当时是时局动乱的期间，国共伪部队“你来我往”，我们家除了曾祖母和祖母在家，其他人都跑到明光躲避兵荒马乱。周健热情地问我曾祖母说“老表嫂，桑盛海呢”，曾祖母说“都跑到明光去喽，怕你们当兵的来哦”。周健说“怕什么，叫他回来，在家好好带孩子，安心搞生产”。晚上，那些新四军就在我们家堂屋当门打地铺休息，周健交代那些当兵的，天黑就灭灯睡觉，谁也不准讲话。第二天，天刚刚亮，那些小兵就起来了，把我们家十几间房子和院子还有家前屋后打扫的干干净净，又到两里路外的老井，把我们家的水缸挑的满满的，然后才出发离开。
下洼村庄的夜晚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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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朱云谦率领新四军拿下了戴巷、桑大郢、旧县，活捉旧县伪区长吕介甫等人。四路得胜之师在七里湖西岸的大郢、苏巷、津里三乡交界的孔埠汇合，原计划准备在孔埠召开公审大会的，但因为这里离津里鬼子据点太近，为防万一，临时决定改到处于旧县和津里中间地带的朱山郢（即今天的光明村朱山郢，在下洼村北面，离下洼有三里路程），这里属于旧县区，也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的。
武工队指导员吴迪（即吴克汝，旧县人，汤策安学生，解放后曾任江西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省物资储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参加了解放旧县、活捉吕介甫的战斗。这一天早上（4月13日），汤策安在教书之余，正在挖菜园，当时就远远看到吴迪带着几个兵，押着吕介甫往下洼村庄这边来。吴迪跟汤策安打招呼说“汤老，你早啊，忙菜园的啊”。吕介甫也看到了汤策安，但没有说话。吴迪和汤老寒暄几句，临走时吴迪交代汤策安“老先生，吃过早饭回头组织小学生去朱山郢参加吕介甫的公审大会，每个小学生手拿红绿纸旗，上面写打倒吕介甫几个字”。汤策安听了非常高兴，吕介甫毕竟是汤老多年的仇人。吃过早饭，汤策安组织了许多学生去朱山郢，当时我父亲、我大伯、王祥、张允泰等小学生都参加了。
现场很热闹，吕介甫当时就关在朱兽医家炮楼里面。吕介甫对新四军提要求说“我该死罪不该饿罪，我要求吃饱饭再死”。吴迪同意了，让村民朱兽医盛两碗饭给吕介甫端过去。吕介甫可能是几顿没吃饭了，饿了，很快就吃完两碗饭。吴迪为安全起见，增设了两个岗哨，北面岗哨设在青竹郢后面的吕桥，防备来自张坟滩的鬼子；南面的岗哨设在朱山郢山头，防备来自津里街的鬼子。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吴迪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先是吴迪的讲话，也就几分钟时间，然后宣布把罪犯吕介甫（另外还有一个，姓名待考）带上来执行枪决。吕介甫毕竟是江湖老手，精明狡猾，在跪下来的同时，把头一低，枪没有打到吕介甫，吕就势假装倒下了。当兵的回头检查，发现吕介甫没死，又补了一枪，才把吕介甫打死。吴迪迅速召集队伍，立马撤离现场，公审大会总共可有十分钟左右。新四军这边人少，就七八个人，情况紧迫，也怕夜长梦多，所以想尽快撤离。
其实吕介甫的大儿子当时带了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就埋伏在小侯郢（距离朱山郢两三里路远），但不敢轻举妄动劫刑场，因为他们不知道新四军有多少人（呵呵，真实情况就是七八个人），光看到公审大会现场那么多人。真的为新四军捏一把汗，如果真的动手的话，现场将不可预测，毕竟新四军人少，周围还有那么多小学生和群众，双方打起来肯定会死伤许多百姓。吕介甫被执行枪决后，现场许多痛恨他的人，都上去搬石头砸尸体，发泄仇恨。吕介甫的大儿子确认新四军撤离后，才小心翼翼地带人过来把吕介甫的尸体抬了回去，横行一时、称霸旧县的伪区长就这样落幕了。
发生在下洼村的革命故事很多，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的我知之甚少，这方面资料还有待丰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千千万万人的热血换来的。汤策安是个地方教育家，我曾祖父桑盛海是地方绅士，他们都是以不同方式追求光明的革命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为民族的正义战争、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斗转星移，岁月轮回，下洼这个的红色小山村，作为昔日新四军的情报中转站，见证了太多的革命事迹，没有基石没有丰碑，但是它的红色基因不应当被后人忘却。
桑春庆（2025年3月6日稿）
发布于：安徽省